乡村振兴,是不是每个村庄都要振兴?

  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,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,一些村庄会衰败消失,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,我们要客观面对。

  那么,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,如何科学合理投入资源要素,最大限度避免“打造盆景”的短期行为和“撒胡椒面”的无效投资,就成了一个亟需审视的时代命题。

  在广袤的乡野大地上,乡镇如同一个个结点,通过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务和商品流通把十里八乡的村庄有机地连在一起。推动资源要素向乡镇汇聚,可以更好地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,有利于形成带动乡村振兴的龙头,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统筹衔接。

  近年来,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为破解日渐突出的农民老龄化、农村空心化、农业兼业化等难题,以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,将乡镇打造成乡村服务中心、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,走出了一条镇强、村兴、民富的好路子。

  


  兴村为何要强镇?


  黄海之滨,昆嵛山旁,坐落着因秦始皇东巡“召文人登山”而得名的文登。从乡镇企业发展浪潮中的“胶东一条龙”,到现在的“全国工业百强区”,文登素以工业实力强劲著称。

  良好的经济形势,却无法掩盖日趋严峻的“三农”问题:2017年,文登农民老龄化水平超40%,半工半种劳动力占40%,土地撂荒面积达10%,集体经济薄弱村占比近35%……

  这已经不是发展“短腿”的问题,而是“断腿”的危机。文登区委、区政府警醒地意识到,不能再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”,要立足当前、着眼未来,拿出一套“三农”整体解决方案。

  “未来农村会是什么样?”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周,文登区委召开的乡村振兴务虚会形成了这样的认识:农村会变成一个田园综合体,少量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;联通十里八乡的乡镇,会变成农业生产服务、农产品加工流通、乡村文化旅游等产业链延伸从业人员的聚居地。

  这一判断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的,因为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拥有特色优势资源,一部分村庄最终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小农户的替代。而乡镇以其连城带村的结点地位,最有条件成为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“最后堡垒”,承载集聚人口、资源、要素的梯度转移。

  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不能只盯着乡村看,要把乡镇摆在主要支点位置进行统筹安排。”文登区委、区政府认为,如果乡镇是破败的,就无法形成中心引领的集聚效应,乡村振兴可能是零散的,甚至是徒劳的。

  然而,如同全国大多数乡镇一样,在历经取消农业税、机构精简、乡财县管等改革后,文登各镇也存在着职能弱化的问题,辐射带动能力不足。

  思考深一层,行动先一步。文登将“镇村统筹”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性工程来抓,区财政拿出1亿多元引导资金,撬动各镇完成投入10亿多元,全面提升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,增强对产业、人口的承载能力。

  按照“以镇聚产、以产兴镇”的思路,文登大力推进镇级工业产业园以及集标准化种植、多元化加工、现代物流交易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功能区建设,打造了“跨贸小镇”“渔港印象小镇”“樱桃谷小镇”“康养文旅小镇”等一批特色小镇。

  产业的兴旺,增加了人气。文登进一步着力发展镇区商业街区,建设农村综合商贸服务中心,镇里曾经冷清的街道慢慢热闹起来,商业氛围也越来越浓。

  日益振兴的镇域经济,在重塑着文登的城乡关系,为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有力抓手。这也使得文登乡村振兴之路,从一开始就带有“强镇引领”的鲜明导向。

  


  服务中心如何打造?


  美好的设想,只有落成现实才会产生价值。对于文登来说,解决好“谁来种地,如何种地”的问题,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首要任务。振兴起来的乡镇,怎样才能带动乡村迈好这第一步呢?

  试点先行、典型引路,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。为杜绝“堆大户”“造盆景”,探索出更具推广意义的模式,文登这“第一步”迈在了高村镇。

  高村镇是一个传统农业大镇,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,土地撂荒问题严重。“外面的人进不来,村里的人搞不动”——土地细碎化,流转难度大,吸引不到社会资本;村集体经济薄弱,村民老龄化程度高、组织化程度低,也无力推进规模化经营。

  村里的困局,在镇里找到了办法。2017年11月,高村镇试点打造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,探索一揽子问题解决方案。文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姜宗浩,当时正担任高村镇党委书记,参与了服务中心的模式设计,为记者细数了其中的创新要义:

  “地往哪转?”——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,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负责人,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开展土地流转;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土地集中到服务中心平台上,由中心统一对外“招商”,以村为单位推进适度规模经营。

  “怎么服务?”——服务经营一体化,是服务中心的“生命力”所在。镇政府将经管、农技、农机等站所集中搬到中心办公,实现群众“进一扇门,办百样事”;镇政府领办的高田农业公司入驻中心,负责引进优质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,提供农资供应、农机植保、烘干仓储等经营服务业务。中心所具备的镇域规模优势则形成了有力的议价权,可实现物资采购、作业服务的“物美价廉”。2018年,仅农资直供就为平台用户节约了116万元。

  “地该咋种?”——“招商”而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只需与中心对接,就能享受全链条服务,“拎包”即可开展生产经营;对暂时没能“招商”的土地,由中心委托给高田农业公司统一垫资耕作,该公司提取土地净收益的10%作为利润,剩余收益归土地股份合作社。

  “钱从何来?”——“招商”出去的土地在进行规模化整理后,会有“两个溢出”:因边沟田埂平整形成的面积溢出,增幅一般在10%-15%,收益归村集体所有;因土地连方成片耕作条件改善形成的价格溢出,收益由村集体和村民三七分成。其中,涉农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价格溢出部分,则设置为“公益股权”,收益归村集体所有。

  “人到哪去?”——鼓励村党支部组建劳务合作社,服务中心将脱离耕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技能培训,按建筑服务型、社会服务型等5大类20个小类进行能力标注,实行一般工、熟练工、能手的定级管理,打响了“高田劳务”的劳务中介品牌。

  细究这一模式,我们可以发现:服务中心得以运行的逻辑起点是,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能把土地流转起来。可实际上,由于存在自然灾害、价格波动等风险,土地流转推进较慢。

  为此,文登区以服务中心平台为主体,与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签约,创新推出了全国首个“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险”。目前,主要以小麦、玉米、花生为标的物,参照正常年景每亩750元、700元、1250元的目标收入,对于流入中心的土地免费提供保险支持,这样村党支部就能放开手脚大胆干。

  “当人站在连方成片的田边时,才更容易理解土地对于乡村的意义。”姜宗浩说,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了“统”的功能,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规模化、组织化,找到了激活土地资源的出路。

  目前,按服务半径3公里、辐射面积3万-5万亩,文登已建成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12处,助推土地流转达33.8万亩,全面消除了撂荒地和集体经济薄弱村。

  


  经济中心如何运营?


 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农情,农业要实现从温饱糊口向增收致富的跨越,产业化是唯一出路——通过规模化、组织化“统”起来,由标准化、品牌化“富”起来。

  就文登而言,由政府主导的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,趟出了大田农业规模化、组织化的新路。而对于附加值较高、小农户依然占主体的特色农业,标准化、品牌化该如何破题呢?

  答案也在镇里——打造镇域经济中心,把更多加工交易环节留在镇里,让小农户近距离接触市场,形成清晰的价格导向,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,把农民开展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

  以发挥镇域经济中心交易功能为目标,文登重点打造了张家产镇西洋参、宋村镇蔬菜、葛家镇水果、高村镇粮油四大镇域交易中心,开展大宗农产品营销,以此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张家产镇口子李村村民王继振以“8粒种子”起步,带动乡亲们一起种植西洋参。经过近40年的发展,如今文登西洋参种植面积达到5.5万亩,产量近全国七成,被誉为“中国西洋参之都”。

  “过去,由于种植标准不一、加工粗糙,农民种出的西洋参只能当原材料来卖。”文登区西洋参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谷昭俊介绍,丰收时收购商常常会压价,而参农则为追求产量滥用农药化肥,甚至会把不满4年生产周期的西洋参提前出售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  在政府组建西洋参协会、制定西洋参种植和加工标准、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的努力下,文登参农种植标准化水平有所提升。而真正调动起参农积极性的是,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的成立。

  交易中心大厅如同股票交易所一般,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西洋参长枝、短枝、圆片等现货产品交易信息和行情走势,是全国西洋参市场行情的“风向标”。

  优质优价,是交易中心的运营理念。中心对符合药典规范的鲜参给予额外补贴,引导参农自觉按照高标准种植;参农还在中心学会了“分级销售”,将西洋参细分出20多个品类出售,每箱干参纯利润能增加2000多元。

  通过向参农参企提供检测、认证、价格、包装、仓储、配送“六统一”服务,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已完成对全区5.5万亩西洋参种植地的辐射带动,基本破解了标准化种植、品牌化销售难题。2019年,“文登西洋参”区域公用品牌以116.43亿元位居中国农业品牌价值榜第3位。

  “去年以来,中心一直在力推一种介于现货和期货交易的类期货交易。”张家产镇党委书记柯华强说,利用这种新型交易模式杠杆,文登有望掌握国内西洋参市场的定价权,培育出上百亿元的产业“蛋糕”。

  在四大镇域交易中心的推动下,文登根据市场需求制定、修订区域性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等地方标准60多个,以“文登精作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主线,构建“区域公用品牌+明星个体品牌”的农业品牌体系,推动小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优质优价的利益联结。

  随着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,农业又开始成为文登农民增收的发力点。2018年,文登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1733元。

  


  治理中心如何形成?


  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政权机构,乡镇在乡村治理中应当居于中心位置。可由于职能弱化、缺少抓手,乡镇实际上处在“悬浮状态”。通过对服务中心、经济中心的打造运营,乡镇的组织动员能力得到质的提升,推进乡村治理有了抓手。

 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,关键问题之一是对乡村干群关系的处理。文登做过一项调查,在农民反映的乡村治理问题中,80%与村干部有关,这些问题中又有80%与农村“三资”管理有关。

  虽有农村财务公开、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,在执行中还是会存在制度约束性不足、人为干预性强等问题,影响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,干群关系难免紧张。

  “村里的账,在外人看来也许不大,而对于村民来说,那可是一本大账,关系着公道人心。”大水泊镇党委书记滕新强认为,抓好农村“三资”管理,就能牵住乡村治理的“牛鼻子”。

  为解决执行和信任问题,文登探索在镇里打造“村级事务阳光平台”,以“网上公示、全程留痕”的透明方式,实现农村“三资”管理的在线化和精细化,保证村里的每一件事、每一分钱都晒在阳光下,村民拿起手机就能查看监督。

  显然,只是信息上了网,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“阳光平台”的运行,有着一套基于农村“三资”管理在交易、采购、支付、公示四个关键环节的制度设计:

  阳光交易,揭开“窗户纸”——由镇经管站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,负责各村资产资源交易工作。村里投资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、目标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集体资产等承租、出(转)让事项,都要在中心进行公开招投标,所有交易信息必须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网站实时在线发布。杜绝“暗箱操作”,提高“三资”的利用率。

  阳光采购,管好“钱袋子”——由镇政府建立农村商品采购服务平台,经公开招标确定粮肉油蛋、海鲜、五金建材、办公设备4大类24家公司作为供应商,村里的采购清单要通过“四议两公开”和镇里审核后在平台发布,进行线上比价采购。试用1个月无问题后,由镇经管站向供应商付款。村干部不经手现金、不白条入账,还避免了商品采购价高质次的问题。

  阳光支付,即时“晒里子”——对笤帚、稿纸等日常小件商品实行线下定点采购,用“村务卡”刷卡付款。“村务卡”与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会计、民主理财小组组长的手机绑定,可实时接收支付信息,再小的支出都有迹可查。有村干部感叹,“手上不沾钱,想犯错也难”。

  阳光公示,全程“可追溯”——对于交易、采购、支付各环节的应收应付账款、资产资源明细等信息,全部录入数据库在网上实时公开,账目核对全程可溯。为方便不会上网的村民,镇便民服务中心还安装了自助查询机,有专人讲解使用方法。

  “以前村里也按月张榜公示,但具体事务做不到笔笔详细,大家看得糊里糊涂,就会感觉有‘猫腻’。”大水泊镇北洼村党支部书记于洪光坦言,“阳光平台”让过去锁在柜子里的会议本、账本上了网,成了人人都能随时查看的明白账。群众心中没疙瘩了,乡村治理就好办多了。

  “阳光平台”的实质在于,通过互联网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将制度执行落实落细,落到了农民心里。平台运行之后,文登各镇关于农村“三资”管理的信访案件大幅降低,村“两会”公信力显著提升,也进一步强化了镇党委、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中心地位,可以说这是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。

  


  后记


 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历史任务,是要贯穿国家现代化建设全过程,到2050年才能完全实现的战略。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耐心,以长远眼光做好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。从这个维度上看,文登对于以强镇带动乡村振兴的探索是颇有示范价值的。

  在服务中心、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的协同发力下,文登在镇一级初步构建起“土地托管、农村人才、农机服务、金融保险、品牌农业、农安监管、三资管理、基层党建、庄稼医院、产品交易”的“10+N”职能框架。镇党委、政府与乡村联结越来越紧密,工作越来越务实、越来越主动,乡村振兴工作局面喜人。这给我们带了一些思考和启示:

  把握好乡村与乡镇的互促共生关系。费孝通先生认为,乡镇与乡村“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,相辅相成,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”,“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”。而实际上,权小责大的乡镇已经“失语”了相当长一段时间,几近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,对于农业农村工作开展难以形成开创性和引领性。因而,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,文登“强镇引领”的理念值得借鉴,找好乡镇的角色定位,强化乡镇的服务职能,把乡镇主动作为的活力激发出来,构建镇强村兴的工作机制。

  把握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村集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。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,种好农民最依赖的土地,把资源优势发挥出来,乡村才能葆有活力。改革开放之初,解决温饱问题要靠“分”来调动积极性;如今推动乡村振兴,则要靠“统”来形成规模效益。文登实践的亮眼之处在于,把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——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集中到镇平台上,形成了镇域规模优势,让经营主体省心享服务,让村集体和小农户放心得实惠。

  把握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“双轮联动”关系。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城乡关系的重塑。新型城镇化优化了“三农”发展的外部环境,吸纳农业转移人口,提供人才、技术和资本支撑等;乡村振兴解决的是“三农”内部机体的活力问题,要让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形成合力,实现农业产业化、农民职业化、农村田园化,而非每个村庄都要振兴、返乡农民越多越好。因而,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,两者是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关系。文登“镇村统筹”的探索是有借鉴意义的,打造好乡镇这个城乡资源要素交换的关键节点,助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“双轮联动”,开辟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。


来源:农民日报


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积极配合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农业农村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部署,为各级政府、涉农机构(龙头企业)提供:1、“三农”调研报告,报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;2、“三农”系列培训;3、“三农”项目咨询;4、“三农”企业策划;5、“三农”企业资金、市场对接;6、“三农”政策补贴咨询。我会努力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,组织动员和整合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为助力河北乡村振兴,全面建成经济强省、美丽河北做出积极贡献

河北省委常委、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对我会批示:“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工作思路清晰、措施扎实有力,为推动我省“三农”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望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功能,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新农村建设,在“三农”深化改革、美丽乡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工作中作出更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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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0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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